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世界各地的幾十個科技中心，都夢想著追趕矽谷。在即將過去的2020年，這些夢想終於開始變成現實。如今，“矽谷的VC一條街”已不再是初創公司創始人尋求融資的唯一場所。“網絡峰會”（Web Summit）聯合創始人兼CEO帕迪·科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稱：“矽谷總有一天會像今天的底特律一樣。”眾所周知，底特律是曾經的“汽車之城”。

加拿大駐舊金山和矽谷總領事拉娜·薩卡爾（Rana Sarkar）稱，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科技的普及速度加快了10年”。在疫情爆發之前，北美和歐洲的中等城市，以及亞洲的主要中心，都在創建創業加速器，努力贏得當地人才或吸引風險投資。（在疫情爆發前，這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標之一。）

而如今，更多的是讓人才留在你的公司，無論這些人才在哪裡。雲端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公司奧克塔（Okta）CEO托德·麥金農（Todd McKinnon）在接受采訪時稱：“我們可以更廣泛地吸引人才，讓他們在任何地方工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出高水平的貢獻，這就是我們的計劃。”

長期以來，矽谷吸引人才的能力，一直與斯坦福大學等學院，以及充裕的風險投資聯繫在一起。如今，雖然斯坦福的發展勢頭強勁，但帕洛阿爾托（Palo Alto）著名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矽谷的VC一條街）已不再是初創公司創始人尋求融資的唯一場所。目前，全球最大的科技風險投資基金是軟銀旗下的“願景基金”（Vision Fund），該基金由日本人所有，沙特提供資金。

現在，初創公司還可以上網進行交易。或者，他們可以在葡萄牙的“網絡峰會“（Web Summit）等活動中建立聯繫。正常情況下，該峰會每年會吸引10萬人參加，在塑造世界創業生態系統方面，較其他活動都更勝一籌。

“網絡峰會”聯合創始人兼CEO帕迪·科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矽谷總有一天會像今天的底特律一樣。”眾所周知，底特律這座城市已經從汽車業黃金時代走向衰落。科斯格雷夫說，技術和人才會集中一段時間，但在帝國和時代重複的模式中，技術和人才總是會繼續前進。

今天，人均創業數量最多的國家是以色列。而美國僅排名第十。

與此同時，美國經驗豐富的科技投資者和企業，也在尋找其他適合投資和創業的地方。美國在線（AOL）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凱斯（Steve Case）已經意識到，其他地方和公司正在崛起。英國億萬富豪風險投資人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如今正押注於瑞典，擔任瑞典金融科技公司卡拉納（Klarna）的新任董事長。

最近幾週，從甲骨文（Oracle）到惠普（HP），從特斯拉到Palantir等老牌公司，都紛紛宣布將總部和生產基地搬出加州。儘管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對加州治理和稅收制度的象徵性抗議，但這些決定引發了一場關於“矽谷式創新是否能帶來世界所需變革”的辯論。

斯坦福大學“全球數字政策孵化器”（GDPI）的執行董事艾琳·多納霍（Eileen Donahoe）稱：“從某種程度上講，離開矽谷反映了一種逃避加州規章制度的願望，這有點像是逃避責任。而逃避只會讓那些不太傾向於支持等式中創新方面的監管部門獲得力量。企業和監管機構需要認識到，我們既需要創新，也需要對公司所在的更大社區負責。 ”

矽谷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的前合夥人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表示，與甲骨文和惠普等傳統公司的選擇相比，初創公司做出的選擇對矽谷的未來更重要。埃文斯說，初創企業並沒有“拒絕矽谷創業模式，但它們被房價和生活質量趕走了。”

介於“初創公司”和“老牌科技公司”之間的是“中年公司”，2020年他們為該行業提供了最大的成功。要知道他們是誰，看看總部位於西雅圖的亞馬遜，以及總部位於渥太華的電子平台Shopify。

大規模吸引人才的武器

Shopify並不是加拿大唯一的科技成功故事，如今，該國的科技行業已成為全球最炙手可熱的行業之一。加拿大駐舊金山和矽谷總領事薩卡爾表示，在截至2020年的五年裡，多倫多創造的科技工作崗位比舊金山灣區、西雅圖和華盛頓大都會地區（亞馬遜新的第二總部所在地）加起來還多。多倫多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中心，但包括渥太華、溫哥華和滑鐵盧在內的其他城市的增長速度更快，推動加拿大的科技勞動力人數達到約90萬人。

加拿大與其南部鄰國共享時區和文化，多倫多和渥太華的租金約為舊金山灣區的一半，這一點很有幫助。但是薩卡爾說，加拿大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投入資源創造“內在優勢”，比如早期的人工智能投資、公立大學和一個龐大的移民項目。薩卡爾把它們統稱為加拿大的“大規模吸引人才的武器”。

薩卡爾希望那些“有意增長”的初創公司，把加拿大作為自己的家。他認為，幫助人們“建立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更符合千禧一代和Z世代企業家的需求。目前，薩卡爾正在努力吸引25萬加拿大人（以及他們的公司）中的任何一個人回國。

科技監管：矽谷需要一種新的、更負責任的模式

斯坦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的國際政策主任瑪麗埃特·沙克（Marietje Schaake）說，我們現在已經處於“真正的追趕時刻”，民主政府正在尋求“制衡矽谷巨頭已失控和過大的權力”。自律“顯然沒有奏效，信任已經耗盡”。

沙克認為，大西洋兩岸正在上演同樣的一幕：歐盟本周宣布了一系列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法律草案，而美國各州也在接連提起訴訟，目的相似，包括最近來自30多個州的一起要求谷歌分拆的訴訟。兩黨議員都在圍攻科技CEO。

沙克說，從華盛頓到布魯塞爾的信息似乎是，矽谷需要一種新的、更負責任的模式。如果矽谷的投資者和創新者不想改變，“還有更多容納創新生態系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