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瓜還弄個研究所干嘛？” 20世紀90年代，天津黃瓜研究所一位工作人員“打的”上班，的哥看他這單位名稱覺得挺新鮮。那位員工答得乾脆：“八幾年的時候，趕上過年黃瓜得賣8塊錢一斤吧？現在你啥時買，黃瓜也就兩塊多錢一斤吧？我告訴你說，我們這黃瓜研究所啊，就是讓你能吃上兩塊錢一斤的好黃瓜。”

▲侯鋒在大棚中觀察瓜條情況

2020年11月7日，天津黃瓜研究所（現稱天津科潤黃瓜研究所）的創辦者、黃瓜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侯鋒走完了他92載的人生之路。中國工程院曾有五位“蔬菜院士”，如今少了最年長的“黃瓜王”。

“我既然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同黃瓜聯繫在一起，就要繼續為這個事業拼搏下去，直到永遠。”多年前，面對媒體採訪，侯鋒曾鄭重道出一句承諾。

高象昶是侯鋒在黃瓜研究所的老同事，如今再回憶起當年那場採訪，高象昶感慨，“侯爺一輩子話少，前半生三句話不離黃瓜，後半生三句話不離黃瓜所，但他說到做到。”

最重要的決定

1954年，26歲的山東青年侯鋒從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園藝系畢業。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他被分配到天津做農業技術員。

在津郊的一片菜地裡，侯鋒遇到了一位絕望的農民，他辛辛苦苦栽下的黃瓜苗染上了霜霉病。這種病還有一個殘酷而貼切的俗稱：“跑馬干”。黴菌像癌細胞一樣以跑馬的速度擴散，被感染的葉片迅速乾枯、爬滿黃斑。一兩週之內，黃瓜就會絕收，地裡只剩下滿眼枯黃。

那時候，國內的黃瓜品種抗病性差，更談不上植保技術，菜農只能靠天吃飯。地裡下兩場雨，黃瓜染上一場病，倒霉的時候霜霉病、白粉病一起找上門來，一年的辛苦就白費了。

看不得瓜農望天瞅地卻無能為力的眼神，年輕的侯鋒做出了人生中第二個重要的決定：專攻黃瓜抗病育種，幫農民抵擋“跑馬而來”的病害。

在此之前，他做的第一個重要決定，是學農。

侯鋒出身書香之家，抗日戰爭時期，為躲避日寇的鐵蹄，他曾離開老家，隨父親輾轉求學。初中是在河南洛陽念的，還沒畢業，戰火燒到洛陽，他又隨學校遷往陝西。

顛沛流離近10年，少年眼見著祖國山河破碎、生靈塗炭，眼見著農民失去土地、朝不保夕。學農的志向，就是那時埋在侯鋒心裡的。他盼著農民富祖國強，再不受外侮。

侯鋒是個執著的人，心裡認准的事就得乾，還要幹到底。從津郊回來，這個大學畢業的“天之驕子”一頭扎進了黃瓜地——1957年主持黃瓜地方品種整理研究；1958年主持日光溫室黃瓜栽培試驗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侯鋒又和同樣學農出身的愛人呂淑珍一起，率先在國內開展黃瓜抗病育種研究。

霜霉病、白粉病都屬於葉部病害，為了獲取研究數據，兩口子一早鑽進試驗大棚，一整天蹲在地裡，一片葉一片葉地觀察。

5月進入人工授粉時節，為了避免蜜蜂等昆蟲的影響，黃瓜花將放未放的下午，侯鋒要自己動手，做扎花隔離。這是個細緻活，也是個體力活：用十二三厘米長的紅線，分別紮住雄花和雌花，第二天早上花開時把線解開，通過人工方式由父本花給母本花授粉。

那樣的夏天，塑料大棚裡的溫度最高能超過40℃，還不透氣，侯鋒從早到晚得在黃瓜藤前完成數百次“深蹲”。“衣服能擰出水來”這樣的描述，用在他身上，一點兒也不誇張。

熱、苦、累都沒能把侯鋒趕出黃瓜地。即便“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他還是向生產隊長爭取到八分地，繼續搞他的育種實驗。

1969年，在侯鋒的試驗地裡，能抵抗霜霉病、白粉病兩種葉部病害的黃瓜新品種津研1號誕生——兇猛的“跑馬干”第一次遇上了科技的“套馬桿”。

▲侯鋒（左）和袁隆平的合影

科學家也挑糞

1980年，懷著幾分忐忑，南開大學生物系畢業生李加旺加入了侯鋒、呂淑珍牽頭的黃瓜抗病育種課題組。

李加旺是在天津西郊菜區長大的孩子，身邊種黃瓜的人太多了。他很早就听家里人說過，有個城裡來的科學家叫侯鋒，穿個棉襖，大冬天到村里給農民講課；他也親眼看到，這個科學家選育出的津研系列品種，給鄉親們的生活帶來了多大的變化——1978年，因為解決了國內黃瓜品種劣質低產抗病性差的難題，津研1、2、3號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獲獎，侯鋒成了農民心中當之無愧的“黃瓜王”。

“當年剛進課題組，見到侯師父、呂師父，有點像見了偶像似的，挺崇拜的。”李加旺說，“偶像”的生活跟他想像中不太一樣。“課題組人不多，也沒有僱工，一邊搞科研一邊搞實踐。我們一個人分一個黃瓜大棚，扣膜、栽苗，什麼活兒都乾。侯師父那是大科學家，也跟菜農一樣，自己裝糞，裝完呂師父就往地裡挑。”

李加旺記得很清楚，當年侯鋒拿出一畝四分地的試驗田，設計了一個鋼結構大棚作為篩選品種的“病圃”。老兩口四處蒐集各種得病的黃瓜秧子或植株，剪碎了撒到地裡，人為製造發病環境。

“這個棚裡什麼病都有，還特別嚴重，有些抗病性不強的品種栽下去就死。”李加旺說，侯鋒當時告訴他們，“只要是在這裡頭不死不得病，還能保證有點兒產量的品種，它在抗病性、耐病性上就算過關了。”

20世紀80年代初，靠著一畝四分“百病地”，“津研”系列黃瓜品種能抵抗的病害從兩種增加到三種，且具備在全國各地栽培的條件。更具雜交優勢的新品種“津雜”系列也在此時嶄露頭角。

“地里長出來的成果，比實驗室裡出來的更有說服力。”李加旺說，這是侯師父用行動教給他的道理。

1983年，作為課題組裡的年輕人，李加旺在侯鋒夫婦的指導下，開始對國內的黃瓜品種資源進行整理。由他負責的兩個大棚裡，種滿了從全國各地收集到的黃瓜品種。

“長的短的、白的綠的，還有些不純的品種，白的里頭長綠的，嘛樣兒的都有，那叫一個眼花繚亂。”李加旺笑著回憶當初的茫然，“你要整理總結各個品種的特性，可好多黃瓜按品種應該長那樣，種出來卻完全不是那樣。這可怎麼弄呢？”

他跑去問侯鋒，師父教給他12個字：“不怕累，多走路，勤觀察，用腦記”。把腳下的黃瓜地走熟了，在大棚裡把汗出透了，逼著自己把腦子用到了，自然會有收穫。

就是在這一年，由課題組育出的品種占到了全國露地黃瓜種植總面積的80%，黃瓜畝產由過去的1500公斤左右提高到5000公斤以上。我國黃瓜生產史上第一次品種更新換代就此完成。

▲侯鋒和愛人呂淑珍在大棚中進行科學研究

基地裡“吃螃蟹”

從去年開始，每次從黃瓜研究所的製種基地回來，年過半百的研究員陳正武總覺得膝蓋疼。“在地頭兒蹲得太多了。”他由此想起一件事，“侯院長他們跑基地的時候，比我現在歲數還大呢，他們怎麼堅持下來的？”

時間回到上個世紀，侯鋒在黃瓜抗病育種領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之後，有農民奔著“黃瓜王”的名氣，千里迢迢來到天津，找課題組買良種。但在當時的學術界，“科技成果轉化”的概念尚未成形，科研人員賣種子被認為是“不正之風”。不能賣，課題組只能把試驗田裡繁育出的少量種子送給找上門來的農民。

侯鋒意識到，光靠零敲碎打地送，根本無法滿足龐大的生產需求，他開始琢磨，怎麼讓更多的農民種上這些新品種。

第一步當然是提高種子產量，於是早在1980年，侯鋒就率領課題組到各地挑選適合大量繁育良種的製種基地。

李加旺記得，侯鋒和呂淑珍總帶著他們騎自行車去天津四郊考察，“動不動一口氣蹬一個半小時​​。”去外地也是常事，“火車倒汽車、汽車倒拖拉機，下了拖拉機還得走上幾十里地。我們年輕人還好，那老兩口是真辛苦。”

最終，侯鋒選定了山東省的寧陽縣作為黃瓜良種繁育基地。小小試驗田裡“扎花隔離”的精細操作，顯然不適合製種基地大規模生產要求，他又摸索出一套“網室隔離雜交制種”技術。“簡單來說，就相當於用紗網在地裡支個’大蚊帳’，不讓昆蟲飛進去授粉。”陳正武介紹說，“這就比拿紅線線一點點把父本、母本扎起來要省工多了，農民也好操作。”

侯鋒為繁種制種費心費力，換來的卻是質疑。彼時，他已經擔任天津市農科院副院長一職，卻總有人當著他的面說：“你搞這些沒什麼水平。”侯鋒的回應是：“解決生產問題就是水平”。

1985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科研人員搞生產經營不再是受人非議的“不務正業”。侯鋒決定趁勢創業，做體制改革的“吃螃蟹”者，他砸了自己和愛人在課題組的鐵飯碗，“不要國家一分錢”，創建了自負盈虧的天津市黃瓜研究所。

他想好了，研究所不僅要培育良種、建制種基地，還要搞種子全國銷售網，讓有需要的農民都能種上優質高產的新品種，也讓千家萬戶都能吃上便宜可口的好黃瓜。

黃瓜所成立了，侯鋒和呂淑珍更忙了。“老兩口沒有家的概念，後半輩子80%的精力都放在了育種基地。”陳正武說，自打他1986年來到黃瓜所，就跟著侯鋒、呂淑珍下基地。從天津到山東寧陽，要開三天三夜的車，白天趕路，晚上“走到哪兒住哪兒”，就為了在播種、授粉、採種這些繁種制種的關鍵時間點上，趕到農戶身邊，指導他們生產。

在基地，一間小村屋一張硬板床，一天三頓麵條，老兩口一住就是40天。沒人能看出侯鋒是拿過國家級獎項的大科學家。“他都是等農民忙完了一天的活兒，晚上才把人召集起來上課，講播種的注意事項、講怎麼育苗、講紗網怎麼扣。就在地頭講，用的就是農民的語言、大白話，一講能講到晚上10點鐘，嗓子都啞了。授粉的季節多熱、太陽多毒，老兩口連個草帽也不戴，就蹲在田裡看著農民操作，手把手地教。 ”

技術有人教、產量有保障、收入又可觀，越來越多的農戶加入了製種隊伍，黃瓜所的製種基地面積不斷擴大，分佈區域也不再局限於山東。

陳正武翻了翻當年的筆記本，上面清楚地記著，1992年黃瓜所在寧陽一地的繁種面積就達到了1745畝，而這個數字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還只有兩畝多一點。

“那一年，黃瓜所培育出了幾個新品種，種子的市場需求非常大，相應地，我們在全國各個制種基地的繁種總量也跟上來了，達到了10萬斤。”

站得高看得遠

種子製出來了，還得要賣得出去。從基地采回來的種子，在正式出售之前，要先經過晾曬。因為量太大，每回曬種子都能把黃瓜所前後院兒的地皮鋪滿。

要把這麼多晾乾的種子再回收起來，也是個不小的工程，落下幾顆似乎情有可原，但侯鋒不這麼認為。

王全是現任天津科潤黃瓜研究所副所長，他還記得有一次，幹種子已經收完了，侯鋒還拿著根笤帚苗兒，小心翼翼地摳出卡在地縫兒裡的五六顆，託在手心裡捧到他眼前，提醒他，“全兒啊，這還有幾粒種子呢。”

王全明白，侯鋒不光是怕浪費，他更怕這落下的幾顆被混入其他類型的黃瓜種子裡，影響了產品的純度和瓜農種植的效果。

搞銷售，侯鋒也依然秉持著搞科研時的嚴謹。在他的推動下，黃瓜研究所的全國種子銷售網絡逐漸建立、完善。

當年，所裡擺了個如今在中藥房才能看到的大櫃子，上面密密麻麻排滿小抽屜。每個抽屜裡都放著購種客戶的資料卡片，“按照侯院長的要求，無論多少，就算某個農戶只買了一包種子，也要建檔立卡。”所裡研發出新種，還會按卡片上的地址，免費郵寄給老客戶試種。

因為品質過硬，黃瓜所的種子賣到了新疆、西藏，在全國各地結出飽滿翠綠的瓜條。這些優質豐產的黃瓜又被裝進菜籃，端上餐桌，成了中國老百姓“物美價廉、想吃就吃”的大路菜。

“黃瓜王”的名氣甚至衝出了國門。

1991年由侯鋒培育的中國黃瓜新品種被成功移植到美國，相關新聞登上了《世界日報》《費城諮詢報》等當地報刊的版面，報導讚美這些“漂亮、美麗、直溜溜的黃瓜”是“世界珍品”。

侯鋒是個視野開闊的人，他送所裡的年輕人去荷蘭學習先進的生物育種技術，也歡迎國內外的同行來黃瓜所交流。1997年前後，陳正武曾經幫幾家外企繁育過黃瓜良種，但當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和技術專家參觀過黃瓜所數千畝的製種基地，卻紛紛放棄了涉足中國黃瓜產業的想法。“他們覺得自己比不上、進不來。”

“我們一個小小的黃瓜所，在20世紀90年代，科技成果轉化率能達到100%，制種總量能達到整個歐洲黃瓜用種量的六到七倍。從1985年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末，十幾年累計創造的社會經濟效益超過了50億元。這是個嘛概念？”親歷了黃瓜研究所發展全過程的高象昶至今還能複述出這組讓他驕傲的數據。

剛認識侯鋒時，高象昶還不太理解，為什麼他對創業如此執著。直到這些年，高象昶看到“創新創業”“科技成果轉化”“育繁推一體化”相繼成了關乎國計民生的新聞熱詞，不由得感慨“還是人家侯爺站得高看得遠。”高象昶操著一口濃濃的天津口音，結結實實地比出個大拇指。

獎金不如黃瓜

隔空給老同事點完贊，高象昶忽然笑起來，“侯爺要是在這兒，今天咱採訪的內容有一半兒他都得給你’砍’嘍！”

並肩戰鬥了幾十年，高象昶連侯爺的理由和語氣都能模仿出來，“哪個搞農業的不辛苦？哪個搞科研的不嚴謹？成就都是屬於大家的，沒必要突出自己。”

當初，有出版社想給一批貢獻卓著的科學家立傳，聯繫到在黃瓜研究所做辦公室主任的高象昶，希望他能提供1萬字以上的素材，介紹侯鋒的經歷和事蹟。

高象昶整理出12000字的初稿，拿給侯鋒本人審核。侯鋒前前後後改了7稿，最後刪到8000字。“誇他個人怎麼表現積極、怎麼思想先進的，全刪了。”

高象昶覺得，侯鋒心裡有一桿秤，中國黃瓜事業和農民的福祉分量最重、黃瓜所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次之，個人的名利輕得可以忽略不計。

1999年，侯鋒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好消息傳來，同事、弟子都替他開心，他卻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保持著原有的生活節奏：他還是一天到晚鑽大棚、蹲地頭、跑基地，圍著黃瓜藤打轉，每隔一兩年帶著年輕人研發一個新品種，幫農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2001年，侯鋒成為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獎首位獲獎人，獎金50萬元。同年又獲得天津市農業科學院特別貢獻獎，獎金100萬元。這150萬元他一分沒留，全部捐給天津市農科院，設立“侯鋒青年科技獎勵基金”。

他對百萬獎金的在意程度，似乎遠不如1997年在天津薊縣（今薊州區）貧困山區收到的一捧黃瓜。1996年，侯鋒帶著黃瓜研究所的同事在薊縣東部貧困山區的四百戶村發展日光溫室越冬黃瓜種植，助力科技扶貧、產業扶貧。

在山區搞反季節種植的難度很大，只提供黃瓜良種，侯鋒還不放心，就帶著專用的化肥、農藥，拉上植保專家一起下鄉指導農民。他甚至想過，要是越冬的黃瓜賣不出去，就由黃瓜研究所整箱買走，不能讓貧困戶為難。

1997年元旦過後，天津下了兩場大雪，山區的積雪更厚，四百戶村的溫室大棚出現了技術問題。侯鋒聽說了，叫上研究所的司機頂著雪往山上開。

“路那麼遠、雪那麼大，還走山路，多危險啊？那真算是生命危險啊！”王全到現在想起來還後怕，可他攔不住侯鋒。“他就是擔心黃瓜長不好，影響農民脫貧。”

到了山里，村民看到侯鋒頂著雪、貓著腰從矮小的門洞鑽進大棚，幫他們克服困難，感動得無以言表，最後還是捧出了自己種的新鮮黃瓜。“我們知道您不缺黃瓜，但這瓜您一定要吃，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

侯鋒當然吃了。一直以來，他最珍視的，就是農民的心意。

總會有人留下

侯鋒走了，卻留下了他心中的那桿秤。

因為這杆秤，黃瓜所的研究人員更關心的，是能不能培育出一個品種，幫東北的農戶解決越冬黃瓜在瓜價最高那幾個月歇秧的問題，而不是本年度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多少篇論文。

“沒有農民找我們要論文，但總有農民找我們要品種。”研究員李淑菊曾育成津優48號、津優307號等7個黃瓜品種，都是在田間地頭聽了農民的意見，按他們的要求研究出來的。

“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黃瓜品種。我們在跟農民打交道的過程中，會不斷發現問題，也就必須不斷改進、不斷創新。”天津科潤黃瓜研究所現任所長付海朋進所工作的時間比較晚，在業務上和侯鋒幾乎沒有交集，但他卻常常能從前輩、同事的身上，看到侯鋒的影子。

陳正武總說關節疼，一年中還是有大半年蹲在製種基地的紗網旁。李加旺如今已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2014年退休之後，他又接受了研究所的返聘，同齡人都在朋友圈分享全家福、旅行照，他的相冊裡卻滿眼都是黃瓜，唯一打過卡的“景點”就是大棚。

付海朋也像他倆當年心疼侯師父一樣心疼他們，“這麼大歲數了，別老自己下地鑽棚了。”李加旺還記得侯鋒當年送他那12個字，回了一句，“不行，不進棚我就不會乾了。”

聽了這個答案，付海朋知道，雖然侯鋒離開了，但總會有科學家，留在黃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