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及野村證券全球宏觀研究主管蘇博文（Rob Subbaraman）近期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稱，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範圍內食品價格上漲風險，可能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糧食危機。

他們呼籲各國政府共同努力解決食品供應鏈中斷問題，防止食品領域的保護主義成為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

以下為萊因哈特5月15日刊載於Project Syndicate的《防止新冠疫情引發食品危機》（Preventing a COVID-19 Food Crisis）一文，經界面新聞翻譯整理。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發前就有跡象表明，全球食品價格將快速上漲。極端天氣近年來變得越來越普遍，非洲豬瘟導致去年全球生豬數量減少了逾四分之一，最近發生的70年來最嚴重的蝗災摧毀了東非莊稼，在肯尼亞，玉米價格自2019年以來已經上漲了逾60%。

新冠肺炎正在放大全球食品價格上漲風險，這將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引發嚴重危機。在最貧窮的國家，食品佔消費品的比重高達40-60%，這大約是發達經濟體的5-6倍。

經濟停擺降低了人們對耐用品和非必需服務的需求，不過，人們對糧食的需求卻激增。自疫情以來，關於恐慌性購買和囤積食品的報導屢屢見諸報端。

從供給側來看，目前全球糧食庫存還算充足，但在疫情擾亂食品生產和分配的情況下，庫存可能很快耗盡。動物飼料、化肥、殺蟲劑短缺增加了農業成本，也增加了農業歉收的風險。此外，全球大部分地區實施的跨境人員流動限制進一步打亂了正常的季節性農民流動，勞動力短缺變得越來越嚴重。

農民需要改變他們的供貨方式，從向餐館、酒店、學校進行大宗批發轉為向雜貨店供貨和送貨上門。但這種轉變需要時間，原因之一是商業和消費食品的備貨和包裝不同。與此同時，新鮮的食品也不得不被銷毀。

不僅如此，為應對疫情，一些主要的食品生產國實施了出口限製或出口配額制。比如，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限制穀物出口，印度和越南對大米實施出口限制。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則通過加速進口來囤積糧食，比如菲律賓和埃及。

這種食品保護主義看上去似乎可以為弱勢群體提供救濟，但政府的這種干預會導致全球食品價格飆升，這種情況在2010-11年就發生過。據世界銀行估算，在那兩年裡，食品保護主義導致全球小麥價格上漲了40%，玉米價格上漲了25%。

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國家的緊張情緒，因為新冠疫情導致經濟增速下滑、失業率飆升、財政赤字擴大，無論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債務水平都在激增。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不得不在拯救生命和維持生計間艱難抉擇。不僅如此，發展中經濟體還面臨外資流入減少甚至中斷、旅遊業崩潰的局面，許多石油和初級大宗商品出口國的貿易和匯率也正在崩塌。此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許多低收入國家就面臨著嚴重的債務壓力。

野村證券發布的食品脆弱性指數（Food Vulnerability Index）顯示，最易受食品價格上升影響的50個經濟體幾乎全部都是發展中經濟體，這些經濟體所擁有的人口約佔全球總人口的五分之三。

不僅如此，食品價格飆升還可能成為全球性問題，因為它會導致經濟嚴重倒退。即便在發達經濟體，食品價格飆升也會拉大貧富差距，加劇本已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每個人都不應該忽略食品危機與社會動蕩之間由來已久的關聯。

危機期間，國際多邊機構迅速行動起來為發展中經濟體提供緊急貸款，20國集團（G20）債權國也已經同意為貧窮的債務國臨時減免債務。不過，由於食品價格上漲引發的風險不僅只發生在最脆弱的經濟體，臨時的債務減免可能也需要擴大到其他國家。各國政府應該合力解決食品供應鏈中斷風險，更進一步說，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政策協調應成為疫後新常態，這對防範食品保護主義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