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子刊《柳葉刀-傳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以“個人觀點”（Personal View）的形式在線發表了“我們能否以對付SARS的相同措施控制COVID-19？”。

該文章指出，雖然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和COVID-19（新冠肺炎）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病毒特性的不同將決定對SARS採取的相同措施是否也能最終對COVID- 19取得成功。

作者們認為，COVID-19與SARS在感染週期、傳染性、臨床嚴重程度和社區傳播程度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不過，即使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不能完全控制COVID-19的暴發，但它們在降低發病高峰和減少全球死亡方面仍將是有效的。

文章提到，中國已經實施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隔離檢疫，以防止疫情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截至2020年1月30日，共追踪113579名密切接觸者，102427人接受醫學觀察。

他們寫道，“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巨大努力，超過了以往在抗擊SARS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毫無疑問，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效仿中國目前的做法。

作者們強調，控制的短期成本將遠遠低於不控制的長期成本。但是，關閉機構和公共場所以及限制旅行和貿易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各國必鬚麵對這樣的現實：從長遠來看，個人病例控製或是不可能的，需要從控制轉向緩解，以此平衡公共衛生措施的成本和收益。

這篇文章的作者為英國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德國海德堡大學全球衛生研究所、新加坡李光前醫學院教授Annelies Wilder Smith，新加坡國立大學衛生系統Calvin J Chiew ，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Vernon J Lee博士。Smith是文章的通訊作者，其曾在2003年深入SARS前線。

兩起疫情的相似和不同

2002年11月，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SARS-CoV）在中國出現並迅速蔓延，引起全球恐慌。截至2003年7月，全球的26個國家共發現8000多例SARS病例。17年之後的2019年12月，一種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在中國武漢出現，並導致了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迅速蔓延。2020年1月30日，COVID-19被宣佈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作者們提到，SARS-CoV和SARS-CoV-2之間的相似性是驚人的，這種相似性不僅僅在命名上。SARS-CoV-2的全基因組與SARS-CoV的相似性為86%，這兩種病毒都和從蝙蝠體內分離出的SARS樣冠狀病毒具有高度的同源性，這表明和SARS-CoV一樣， SARS-CoV-2也起源於蝙蝠。此外，這兩起疫情的源頭都被認為和出售多種野生動物和家畜的交易市場有關。

甚至在疾病傳播方面，這兩種病毒也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儘管有報導稱兩種病毒會通過糞便傳播病毒，但主要的傳播途徑依然是呼吸道飛沫。發現於人類下呼吸道的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已被確定均為SARS-CoV和SARS-CoV-2的進入細胞受體。

目前可知的是，COVID-19和SARS的中位潛伏期約為5天。COVID-19的人際傳播中位數為7.5天，基本數傳染數（R0）的初始估計值為2.2；SARS的人際傳播中位數為8.4天，R0範圍為2.2-3.6。這兩種嚴重疾病結局的危險因素均是老年和合併症。

此外，患者的進展有著類似的模式，即在首次症狀出現後約8-20天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而胸部CT上的肺異常在首次症狀出現後約10天顯示最嚴重。

然而，作者們提到，相似之處到此為止，流行病的發展軌跡看起來有所不同。

2003年的SARS共報告了8098例，其中774人死亡，最終在8個月內於2003年7月得到控制。雖然有26個國家報告了病例，但絕大多數病例集中在中國、新加坡和加拿大多倫多。

通過監測症狀、迅速隔離患者、嚴格控制所有接觸者以及在一些地區實施一級檢疫，SARS最終得到控制。也就是說，通過阻斷所有人際傳播，SARS得到了有效清除。

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2月28日，在COVID-19疫情開始後的兩個月內，已共計報告了超過8.2萬例確診病例，死亡人數超過2800人，其中大部分在中國。除中國外，有46個國家報告了3600多例病例。

作者們拋出問題：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被廣泛用於清除SARS，但COVID-19能被這些相同的措施控制住嗎？他們認為，當下重要的是要分析當時採取了什麼措施，以及哪些經驗教訓適用於COVID-19。

SARS期間實施了廣泛的公共衛生措施

作者們提到，在缺乏疫苗和對症治療的情況下，控制傳染病的唯一公共衛生工具是隔離、檢疫、社會疏遠和社區封鎖措施。

隔離是為了將病人與未受感染的人分開，通常在醫院進行隔離，但輕度感染患者也可以在家裡進行。作者們提到，要使隔離取得成功，病例檢測應及早進行，即在病毒排出開始之前或至少在病毒排出高峰開始之前就進行。

對於SARS，病毒載量在發病後數天達到峰值，使其能夠在傳播前進行早期隔離。如果在出現症狀後4天內對受感染患者進行隔離，則來自受感染患者的繼發性病例數就能明顯減少。對於SARS患者，重點關注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以及流行病學聯繫(接觸或旅行史)。

他們舉例，SARS期間，新加坡的繼發性家庭傳播率較低(6.2%)，這表明對患者快速檢測和單獨隔離的必要性。同樣，在加拿大多倫多，繼發性家庭傳播率為10%。值得注意的是，繼發性傳播率與指示病例（index patient）症狀出現後在家中度過的時間呈線性相關。

另外，在新加坡，與衛生保健相關的傳播佔所有病例的90%以上。一旦採取了全面措施，幾乎所有患者在發生繼發性傳播之前就被迅速隔離。他們提到，新加坡的SARS疫情是由5個超級傳播事件傳播的，其中3個超級傳播事件是由患者最初未表現出典型性SARS臨床表現導致。

檢疫工作則包括對感染病人在潛伏期的密切接觸者的行動限制，並在檢疫期間進行醫學觀察。成功檢疫的前提是迅速和全面地追踪每一位確診患者的接觸者。隔離可以在家裡進行，也可以在酒店等指定地點進行，這兩種方法都曾在SARS流行期間使用過。

原則是，如果被隔離的人出現疾病，將保證他不會通過任何密切接觸來傳播疾病，從而有效地將疫情的R0降至小於1。

作者們舉出SARS期間這方面的有力例子，比如多倫多公共衛生調查了2132例SARS疑似病例，並確定23103名接觸者需要隔離，密切接觸者被依法強制執行檢疫；香港方面，警方進行了抽查；新加坡，每個接觸者的家裡都安裝了攝像頭。

一旦無法確定所有感染者及其接觸者，下一步可能是在整個社區範圍內採取控制措施。整個社區範圍的控制是一種適用於整個社區、城市或地區的干預，旨在減少個人互動。這些干預措施包括鼓勵個人承擔識別疾病的責任、增加社區成員之間的社會距離，包括取消公共集會，最後實施社區隔離。由於涉及的人數較多，在社區範圍內實施控制措施要比隔離或檢疫複雜得多。

作者們提到，中國是這種大規模隔離的最好例證。2003年4月，中國通過制定國家層面的、明確、合理、廣泛執行的指導方針和控制措施，全面控制了抗擊SARS的所有活動。嚴厲的控制措施包括學校停課、公共場所關閉，以及取消五一假期。

立竿見影的效果是，R0大幅下降並持續保持。

新加坡則成為所謂的“溫度計國家”：學校強制實行溫度監測，公共場所入口處實行溫度篩查。開設了數百個發燒診所，並利用大眾媒體鼓勵人們每天多次檢查發燒情況，病例檢測工作得到進一步改進。

作者們提到，總的來說，擔憂程度越高、對SARS了解程度越高、風險感知能力高於平均水平的市民，越有可能採取全面的預防措施來應對感染。市民對SARS的意識非常高，在有需要時他們非常願意接受檢疫（在新加坡和香港進行的一項心理行為研究中，90%的受訪者表示願意)。而所有受SARS影響的國家也都有強烈的政治意願，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執行所有公共衛生措施。

以醫院為基礎的措施包括配備隔離護理技術的隔離室、嚴格執行醫護人員個人防護、限制來訪者和醫護人員的活動。當時基本沒有使用負壓室，或僅在可以用到時才使用了負壓室。所有醫院均加強了感染控制預防措施，包括為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的患者提供單獨的分流設施。

在多倫多和新加坡，醫護人員在接診時被要求使用手套、防護服、眼罩和N95口罩，無論接觸者是否是SARS患者。為了減少院內傳播，醫院禁止探訪SARS病人，除非出於同情原則。接觸過SARS傳播設施的衛生保健工作者或訪客不得進入非SARS區域。在新加坡，所有衛生保健工作者都被要求每天進行兩次體溫檢測。出現發燒症狀的醫護人員必須向指定的衛生保健機構報告，並被隔離，直到排除了SARS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容納大量的SARS患者(包括可能的和疑似的)，北京在一周內迅速建造了擁有1000個床位的“小湯山醫院”，它在2個月內收治了全國1/ 7的SARS患者。

2020年和2003年有什麼不同？

作者們在文章中寫道：17年後，我們可以吸取SARS的教訓。

事實上，COVID-19從第1例發現到病毒測序以及完成診斷開發的時間要比SARS期間快得多，而且在中國報告病例後兩週時間內，全球範圍內就可獲得診斷檢測。另外，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絡（GOARN）、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全球傳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組織等，這些組織能夠加速疫情應對和快速啟動技術平台開發疫苗和療法。

文章提到，與2003年相比，中國現在擁有更高的醫療標準、受過更好教育的衛生保健人員以及更多的技術和科學專業知識。中國目前的應對措施透明度更大、行動更果斷，在當前疫情暴發早期已經開始行動，比2003年SARS時要早得多。

那麼，為什麼到2020年1月30日的時候，COVID-19病例已經超過了SARS？作者們具體列出了幾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情況不同。在多種因素下，對COVID-19的中心武漢控制起來具有挑戰性。武漢是華中地區最大的城市（1100萬人口），是華中地區主要的交通樞紐和工商業中心，擁有華中地區最大的火車站、最大的機場和最大的深水港。

過去10年，中國的出境旅遊增加了一倍多，城市人口密度甚至可能增加了兩倍。在像武漢這樣的大城市裡，居住、通勤和工作環境中人們的接近放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播。

龐大的人口規模是最大的挑戰。醫院一開始因病人太多而不堪重負，許多病人因為床位不足而沒有住院，從而加劇了社區傳播。更糟糕的是，就在武漢“封城”之前的幾天裡，由於春節鄰近，超過500萬人(其中許多人可能是病毒的攜帶者)出城，正因如此，COVID-19傳播到了中國的其他省份。同時，武漢與國際機場高度互聯，進一步促進了COVID-19在新加坡、日本、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快速傳播。

第二種解釋是感染期不同。隔離對SARS是有效的，因為病毒排出峰值發生在患者已經有很嚴重的呼吸系統症狀的時候，可以很容易地識別出來。相比之下，初步證據表明，COVID-19在早期階段即已經開始傳播。這就意味著， COVID-19病人在病情較嚴重時隔離已為時過晚。隔離和追踪接觸者的有效性這時候就取決於在症狀出現之前發生的傳播比例。症狀前傳播也讓溫度篩查的效果打折。

第三種解釋是COVID-19的傳播能力可能高於SARS。R0是傳染病流行病學中的一個中心概念，它代表在沒有防護措施的情況下，由一個感染病例傳染導致的續發病例數量。Smith及其合作者2月13日發表在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上的一篇文章指出，COVID-19的平均R0為3.28，中位R0為2.79，高於SARS。

當然，作者們認為，只有在疫情穩定時才能確定更準確的R0。

毫無疑問，COVID19的速度傳播，即從2019年12月初第1個病例到2020年2月底的80000例，顯然比SARS在2002年3月到2003年3月之間更快, SARS甚至在這段期間沒有任何形式的控制。

另一個例子是，截至2020年2月28日，儘管採取了公共衛生措施，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約3700名乘客和船員中有700多人被感染，這一高感染率表明其傳染性極高。

第四種解釋是臨床範圍不同。作者們指出，中國最初的病例定義集中在肺炎，根據這一狹窄的病例定義，報告的初始病死率(CFR)約為10%。

然而，隨著疫情的發展，很明顯，輕症病例在COVID19患者中很常見。但即使有更敏感的監測系統，輕微疾病表現的病人也會被遺漏，這些病人可能會悄無聲息地傳播疾病，就像流感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COVID-19的病死率(可能<2%)最終遠低於SARS的病死率(10%)，這仍然不能讓人安心。因為高傳染性會導致更多的病例，因此最終的死亡人數也會比SARS多。

第五種解釋是社區傳播更為顯著。SARS主要在醫院內傳播，但對於COVID-19來說，廣泛的社區傳播已經是顯而易見的。

截至2020年2月28日，已報告的病例超過82000例。一些模型顯示，中國可能已經存在數十萬感染病例。因此，社區中未知接觸者將多於已知接觸者，這意味著許多隨後會發展為感染者的接觸者未被隔離並接受適當的醫學觀察。

因此，中國決定實施所有傳統公共衛生措施中最嚴厲的一項：社區隔離減少社會距離、使用口罩，以及對武漢的公共交通進行封鎖，包括公共汽車、火車、渡輪和機場。

作者們提到，中國已經實施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隔離檢疫，以防止疫情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截至2020年1月30日，共追踪113579名密切接觸者，102427人接受醫學觀察。

他們寫道，“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巨大努力，超過了以往在抗擊SARS方面所做的努力。”

相同的措施是否會成功？長遠來看可能需要從控制轉向緩解

作者們提到，上述這些巨大努力付出背後的代價是旅行和貿易，給中國經濟和其他領域帶來了損失。之所以作出這些犧牲，他們認為是因為對SARS的記憶點燃了大家遏制疫情可行的希望。

然而這些嚴格的措施是否確實會像在SARS時期一樣成功？作者們認為這取決於亞臨床病例(無症狀或輕微症狀)的傳播程度,包括病毒在疾病傳播過程中的峰值排出時間，以及污染物的作用和其他環境污染的傳播。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成功與否。但作者們同樣認為，在知道這些答案之前，政界和醫學界需要利用現有的工具繼續採取控制措施。“中國表現出的政治意願應該受到讚揚。但毫無疑問，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效仿中國目前的做法。”

目前已知的是，如果某些國家具有迅速發現病例、迅速隔​​離患者、全面追踪接觸者和立即隔離所有接觸者的政治意願，那麼即使病例輸出到這些國家也不一定會導致迅速的大規模疫情暴發。

控制COVID-19應該是目前的重點。作者們強調，控制的短期成本將遠遠低於不控制的長期成本。但是，關閉機構和公共場所以及限制旅行和貿易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各國必鬚麵對這樣的現實：從長遠來看，個人病例控製或是不可能的，需要從控制轉向緩解，以此平衡公共衛生措施的成本和收益。

作者們最後表示，即使因為病毒本身的特性，我們的公共衛生措施不能完全控制COVID19的傳播，但它們仍將有效地推遲廣泛的社區傳播發病，從而降低發病峰值及其對公共服務的影響。

此外，通過擴大衛生系統規模和提高反應決策，可以使暴發規模最小化或抑制其高峰，減少全球死亡，當然也可以在獲得有效疫苗之前減緩全球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