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黑產主要是指通過利用網絡或電信等非法手段獲取利益的產業鏈，它的表現形態多種多樣，小到暗扣話費，大到DDoS攻擊。有人說“哪裡有利益哪裡就有黑產”，可見其猖獗程度。蔡徐坤，一個憑藉綜藝節目《偶像練習生》走紅的新生代流量小生，於去年夏天發布了一條新歌推廣微博。或許連他自己都很難相信，隨手發布的微博在短時間內便突破了1億轉發量。

這個數據量之大令人難以置信。要知道微博的日活量也才2億用戶，相當於每兩個微博活躍用戶中，就有一個人轉發了該條微博。

一年後，謎底揭開——近日，在微博的配合下，北京警方成功偵破一起利用非法APP惡意刷量、流量造假的刑事案件，而涉案應用“星援APP”便是蔡徐坤1億轉發量的幕後推手。

星援案並非個案，猖獗的網絡黑產早已成互聯網時代的一顆毒瘤。而此案，無疑讓一條惡意刷量、流量造假的黑產利益鏈浮出水面。

對此，各大知名互聯網平台為了維護自己的公信力，也紛紛加入打擊整治行列，這也意味著一場針對網絡黑產的圍剿戰役已經開啟。

網絡黑產屢禁不止

網絡黑產主要是指通過網絡利用非法手段獲取利益的產業鏈，它的表現形態多種多樣，小到暗扣話費，大到DDoS攻擊（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有人甚至用“哪裡有利益哪裡就有黑產”來形容其猖獗程度。

根據北京市公安局網安總隊公佈的消息，星援APP主要活躍於明星的粉絲圈，粉絲們可以通過APP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下綁定很多小號，充值進行刷量。這意味著，一條微博的轉發量有多少，取決於你願意花多少錢。蔡徐坤一條微博轉發量能超過1億正是由此而來。

據悉，通過這樣的手段，半年內，星援APP獲利高達800餘萬元。

“星援APP嚴格意義上屬於水軍式的刷量模式，是黑產中較為低端的形態，技術含量較低，主要是根據特定人需求，以刷量方式造成虛假繁榮，讓粉絲和受眾產生錯覺。這在許多粉絲應援生態裡頗為常見，不少名人明星和大V的罵戰之中，以及一些社會事件中都有這類黑產的身影。”產業時評人張書樂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稱。

無獨有偶。6月6日-10日，QQ音樂5天內陸續對外發布了3封打擊違規黑產的公告。公告稱：近日，QQ音樂收到iOS官方付費渠道通知，稱其近期與QQ音樂的支付結算將出現較大頻次、較大額度的壞賬，QQ音樂方將不能收到這些賬目的應收賬款。經後台系統監測發現，少量用戶存在違規獲取樂幣的異常行為，為此，QQ音樂對96個違規賬號暫時進行了凍結。而經過用戶反饋與調查，很多用戶亦是被黑產渠道所矇騙，且部分黑產渠道善於偽裝，考慮到用戶並不知道自己通過此類渠道購買樂幣的資金，會被黑產渠道非法所獲。為此，QQ音樂決定為他們承擔因黑產遭受的損失，並在未來將持續打擊黑產。

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QQ音樂的樂幣事件，應該是黑產利用了蘋果iOS的漏洞。由於蘋果要對自家手機內APP充值進行抽成，因此，用戶充值後，充值金額在蘋果平台會有一個滯留期，大概要停留一段時間才會分成給廠商，尤其是通過國外地區的iOS系統以及外幣種進行高頻且小額操作的，其黑產的可能性更高。“黑產會利用這個時間差以及蘋果與廠商之間的信息斷層，先買然後以樂幣沒到賬為由要求退款，用戶付的錢就會被黑產截獲，由此將可能產生了一定量的壞賬”。

同時他也表示，黑產通過這個方式收取了來自用戶的資金，資金不會流向平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平台和通過黑產刷取虛擬產品的用戶之間，並未形成消費關係。因此一旦平台凍結這部分虛擬產品，且用戶無法提供自身正規購買的記錄，將無法獲得法規的支持，如此一來，黑產給平台及用戶的利益都將帶來損害。在這樣的危害面前，作為一名消費者，用戶確實應當自發的拒絕使用網絡黑產渠道。

對生態破壞性極強

巨大的利益驅動是黑產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對於樂幣的黑產模式，知乎上有人做了一個思維導圖：假設粉絲集資800萬元用以購買專輯，通過官方渠道8折優惠可購得1000萬樂幣。然而，粉頭通過黑產渠道以5折甚至更低的價格獲取樂幣，也就是至多500萬元即可購得1000萬樂幣，其餘300萬元便落入粉頭之手。

再如，年初拼多多進行“年貨節”大促期間，黑產通過非正常途徑獲得僅用於特殊需求生成的優惠券，並在平台上大肆“薅羊毛”，導致拼多多損失高達千萬。

在業內人士看來，對於各個互聯網平台來說，黑產的傷害不僅在錢財上，更在於其對生態的破壞力。

“刷量刷單表面上看是粉絲行為或營銷手段，但實質上是對特定網絡生態的一種破壞，嚴重的狀態下，會造成某些互聯網社交、媒體領域變成只有’機器人’刷量的’無人區’。而利用產品漏洞來獲得不正當利益的黑產，對產品生存生態的破壞性更為激烈。”張書樂解釋稱。

在張書樂看來，在互聯網行業，一個產品的生態健康與否直接關係到產品的最終存活與盈利。黑產橫行無忌，必須除之而後快。

微博方面也對記者表示，轉髮刷量行為，嚴重干擾了微博正常的輿論生態，也對用戶賬號安全產生威脅。為了打擊網絡黑產，微博在2月份調整了評論計數顯示方式，設置了“100萬+”的顯示上限，希望藉此打破數據攀比的現狀，進一步壓縮網絡黑產的生存空間。

“互聯網企業應當履行社會責任，積極主動與國家有關部門合作，共享資源，利用互聯網技術協助打擊網絡黑產。對於發現的網絡黑產違法犯罪事實，積極向國家監管部門反映。第三方安全服務商應當跟上時代技術發展步伐，利用技術手段提高風控能力，營造共治網絡安全環境。”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韓驍這樣告訴記者。

法律嚴打的“能”與“不能”

但現實的情況是，很多網絡黑產類似病毒，互聯網平台作為防守方，主要是被動防禦，因此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不能從根源上杜絕。有些黑產的快速迭代能力甚至超過了各平台的迭代。

按照張樂書的說法，真正有效的機制，並不僅僅是互聯網平台在技術上進行封堵，而是在法律上進行“嚴打”。只有讓黑產者意識到其所要承擔的法律風險是其所獲得利益不能沖抵的，黑產才能真正被有效遏制。

事實上，很多互聯網公司已經採取了法律途徑。比如，此前愛奇藝便將視頻刷量公司杭州飛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訴至公堂。據稱，杭州飛益通過多個域名，不斷更換訪問IP地址等方式，連續訪問愛奇藝網站視頻，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視頻訪問量，造成大量的虛假訪問，按照每1萬次15元的刷量收費標準，非法獲益上百萬元。為此，愛奇藝認為，被告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構成不正當競爭，要求對方賠償其經濟損失500萬元並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去年8月，該案一審宣判，愛奇藝公司勝訴並獲賠50萬元。

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認為，網絡黑產是一個俗稱，並非法律用語，具體涉及到什麼樣的一個犯罪，主要是看它行為的類型，還有實現不法利益的一些方式、途徑。

在趙占領看來，法律上對於網絡黑產所涉及的各種犯罪基本都有規定，但網絡黑產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在於執行層面的問題。由於網絡黑產涉及的利益巨大，犯罪嫌疑人也採取了一些方式進行規避，比如跨境實施的犯罪行為、採取一些技術手段隱藏身份，這樣破獲、查獲的難度增加，導致違法犯罪分子的僥倖心理更強，再加上利益的驅動，就不斷有人鋌而走險。

不過，韓驍進一步向記者強調，網絡黑產犯罪形式較為複雜，國家、企業、消費者均不能置身事外，應當協同抵製網絡黑產。尤其是對於消費者來說，要提高警惕，防範“信息病毒”，不輕易打開有風險的網站、短信、鏈接等，盡量訪問具備安全協議的網站；受到網絡黑產侵權時，應當積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向有關部門和網絡平台反映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