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一項新研究稱，英國倫敦的一名男子成為了第二位治愈艾滋病的人。這位未透露身份的患者為了治療癌症而接受了乾細胞移植，如今已經停止病毒抑制治療，並連續18個月未檢測到艾滋病病毒。第一位成功治愈艾滋病的患者是美國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又被稱為“柏林病例”，他12年前在德國接受了治療。

從柏林病例到這位倫敦患者，這十幾年間也有其他人進行過多次嘗試，但都沒有成功，許多人還因此失去生命。專家表示，這一消息是抗擊艾滋病和人體免疫缺陷病毒（HIV）的“里程碑”，但另一方面，這並不會改變370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現狀。

除了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外，兩位患者還都處於不同癌症的晚期階段。柏林病例患有白血病，倫敦病例則是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對他們來說，具有危及生命風險且過程複雜的干細胞移植是活下去的最後嘗試。對其他大多數艾滋病毒感染者來說，每天服用抑制病毒的藥物就可以控制病毒傳播，並過上長壽而健康的生活，因此幹細胞移植這樣的治療方案是沒有必要的冒險，而且治癒的可能性難以預料。

安東尼·弗契（Anthony Fauci）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HIV/艾滋病部門的負責人，他表示該研究是“優雅、重要的工作”，強化了在柏林病例身上體現出來的概念，即具有艾滋病抵抗力的捐贈者的細胞可以消滅接受移植的患者體內的艾滋病毒，如果他們能在手術中活下來的話。

“但是，從廣大希望治癒的人群的立場來看，這是完全不實際的，”安東尼·弗契補充道，“如果我患有霍奇金淋巴瘤或骨髓性白血病，那無論如何我都很可能死掉，因此我需要進行幹細胞移植。如果碰巧我又感染了艾滋病毒，那事情就很有趣了。”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珍妮特·西里西艾諾（Janet Siliciano）是研究艾滋病毒如何在人體內潛伏的權威，她同樣認為這些研究結果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十分有限。不過，通過這位倫敦男子的例子，我們也第一次認識到艾滋病的治愈並不只是僥倖。此前有許多人試圖複製“柏林病人”的成功，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我認為這項研究非常令人興奮，”西里西艾諾說，“現在我們知道不僅僅有柏林病例。現在我們知道n=2。”

這項研究的結果在線發表在3月4日的《自然》（Nature）雜誌上，參與的研究者來自四所英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帝國學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近期於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一次HIV學術會議上，研究人員還將報告他們的發現。

這名倫敦男子於2003年被診斷出感染艾滋病毒。2012年，他開始接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即ART療法，包括多種抑制艾滋病毒的藥物）來控制感染。自1996年發現以來，抗逆轉錄病毒療法一直被推薦作為診斷後立即採用的療法。研究人員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該患者在感染9年之後才開始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

同樣在2012年，該倫敦男子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2016年，他同意在當年接受干細胞移植來治療癌症。與其他處於類似獨特情況的患者一樣，他的醫生希望能獲得完美的平衡：找到一個具有抗艾滋病毒基因的捐獻者，從而一次性消滅他的癌症和艾滋病毒。

我們大多數人都攜帶著CCR5基因。該基因在許多方面是無益的。近期的研究發現，CCR5基因阻礙了我們中風後存活並恢復的能力。它還是艾滋病毒的目標基因，是病毒進入免疫系統的接入點。

世界上有少數人攜帶著CCR5基因突變，能阻止其表達，在本質上屏蔽了該基因。因此，他們也被艾滋病研究者稱為“精英控制者”，天生就能抵抗艾滋病毒。換句話說，他們能自然地“控制”病毒，就好像在服用病毒抑製藥物一樣。

與柏林病例一樣，倫敦病例的醫生也找到了一位CCR5突變的捐獻者。在北歐人後代中，只有大約1%的人從父母那裡遺傳了這一突變，並且對大多數艾滋病毒免疫。這位捐獻者擁有該突變的雙份拷貝。

領導研究團隊的醫生、倫敦大學學院的古普塔（Ravindra Gupta）表示，這種情況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件”。他說：“這也是為什麼沒有頻繁觀察到這種情況的原因。”

幹細胞移植改變了倫敦患者的免疫系統，他獲得了捐獻者的突變和HIV抵抗力。之後，該患者自願停止服用抗艾滋病毒藥物，觀察病毒是否會復發。醫生通常不會推薦這麼做，因為自柏林病例以來，這樣的嘗試都沒有成功。

更重要的是，柏林病例的情況略有不同：他在移植前就已經停止接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出於謹慎的考慮，倫敦病例的醫生始終讓他服用藥物。

每天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可以抑制病毒的複蘇。通常而言，經過六個月的日常用藥後，患者的HIV病毒量就會檢測不到，因此也無法向其他人傳播。但是，在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停用幾週之後，大多數患者的病毒量又會猛增。

倫敦患者的情況卻非如此。檢測結果不僅沒有發現R5病毒（與CCR5基因相關的類型），而且也沒有發現X4病毒，這是與另一個基因有關的艾滋病毒類型。在停用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18個月後，這位倫敦患者體內仍然沒有檢測出艾滋病毒。

研究作者對倫敦患者的治愈持謹慎樂觀的態度，指出柏林病例的治療過程要更加艱難。這或許是一個進步的標誌。相比蒂莫西·雷·布朗，倫敦病例為接受移植而進行的化療程度較輕，也不用接受放療，並且對移植手術只有輕微的反應。布朗在白血病復發的時候又接受了第二次幹細胞移植，同時進行了大劑量的化療和放療。

安東尼·弗契並不確定——他認為柏林病例的白血病復發是這種癌症特有的，而不是與艾滋病有關。對於那些將倫敦病例視為“治愈”證據的人，安東尼·弗契警告稱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稱該病例只是“緩解”，並表示我們需要等待更長時間才能宣稱這位倫敦男子完全擺脫了艾滋病毒。

其他一些經歷了長時間停藥過程的患者最終迎來的是艾滋病毒的捲土重來。例如“密西西比嬰兒”（Mississippi child），這個從母親那裡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女嬰接受了18個月的ART治療，然後進行了兩年的無藥物治療，此時的檢測沒有發現艾滋病毒，導致許多人以為她已經治愈。然而，病毒最終還是回來了。另一個例子是法國的“維斯孔蒂群組”（Visconti cohort）：14名在感染HIV後立即開始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然後在三年內停藥。即使在他們的細胞中依然能檢測到病毒，但已經處於自然受控狀態。

倫敦患者和柏林病人的情況與上述例子都不一樣，因為他們的整個免疫系統都已經被替換。我們能從這些例子中取得什麼收穫，還需要時間來證明。

不過，西里西艾諾博士將倫敦患者的“治愈”視為過去幾年來一系列發展的最新成果——既得到稱讚也飽受爭議——表明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突破。事實上，在2018年末引起軒然大波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正是對一對雙胞胎嬰兒胚胎細胞的CCR5基因進行編輯，使她們獲得可遺傳的對部分艾滋病的免疫能力。

“對所有這些’治愈’或’近乎治愈’病例的研究都會非常有用，”西里西艾諾博士說，“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指導我們如何思考消除潛伏病毒庫的方法。”

柏林病例蒂莫西·雷·布朗表示，他希望與這位倫敦患者見面，並鼓勵他公開自己的經歷，因為“這對於科學非常有幫助，而且能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為與艾滋病病毒共同生活的人帶來希望。”

曾經治療布朗的德國醫生杰羅·胡特（Gero Hutter）稱倫敦病例是一個“大新聞”。在最終治愈艾滋病的道路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為什麼柏林病例無法複製？

柏林病例和倫敦病例的患者都接受了來自CCR5基因突變捐獻者的干細胞移植，但其他類似的嘗試都沒有成功，這是為什麼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艾滋病研究權威珍妮特·西里西艾諾表示，這種療法未能奏效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尋找捐獻者

“尋找人類白細胞抗原（HLA）配型相符的骨髓（即他人血液中擁有的蛋白質與你相同）極其困難，”西里西艾諾說，“在其中找到CCR5突變攜帶者就更加困難了。”

2、無效的移植會引起癌症復發

有一些風險是移植骨髓也無法避免的。西里西艾諾說：“有時候你並不會變成完全的’嵌合體’，也就是說，你還擁有大量自己的細胞。”

這是以往嘗試失敗的兩個最常見原因之一。患者的免疫系統沒有被完全替換，最終癌症復發奪去了他們的生命。

3、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

導致以往治療嘗試失敗的另一個最常見原因是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簡稱GvHD）。當患者的免疫系統試圖攻擊準備取而代之的外來免疫系統時，就會導致嚴重的致命反應。

4、未知的因素

有趣的是，柏林病例和倫敦病例都遭受了嚴重的並發症，在其他病例中，這些並發症通常是致命的。有研究者認為，這些並發症其實幫助了他們的痊癒。

蒂莫西·雷·布朗患了兩種並發症，他的白血病復發，並且患上了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這讓他陷入了昏迷狀態，不得不進行第二次骨髓移植。

倫敦病例患上了一種並發症：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儘管有這些疾病，但他們都活了下來，並且都擺脫了艾滋病病毒。不過，我們並沒有辦法安全地控製或複製這些過程。

為什麼艾滋病難以治愈？

1995年，研究人員發現了艾滋病毒在被“擊退”之後還能捲土重來的原因。它們會將自己的一部分整合到人體細胞的DNA中，保持數年的休眠狀態。

1996年，科學家發現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如果保持用藥的話，還可以阻止病毒復發。然而，一旦停止服藥，艾滋病毒就會迅速出現。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們依然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些潛伏起來的病毒。最有前景的方法或許是一種“激活並殺死”（shock and kill）的技術，即喚醒這些病毒然後立刻摧毀它們。問題是，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在不傷害患者的前提下喚醒艾滋病毒。（任天）